多管齐下惩治保健品“坑老”|专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　

　　长期以来，老年保健品一直是消费维权领域的热点话题。1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 《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解释》）正式实施，对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等犯罪的定罪处罚作出规定，依法惩治利用保健食品等骗取财物的行为，并设立了对老年人、未成年人等群体食品安全特殊保护的条款。此外，民法典的实施为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支持，为老年人保健消费维权提供了又一可能的解决路径。

　　随着立法体系不断完善、执法力度不断加强，老年保健品消费市场秩序不断向好，监管效果显著。

　　老年人保健品消费维权存在哪些常见难题？如何进一步完善老年保健消费立法体系？如何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力度？公益诉讼如何在保健品消费领域发挥效能？针对上述问题，虎年春节前夕，《法人》记者专访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北京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音江。

　　隐蔽性增强，加大监管难度

　　“尽管中国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，监管和执法力度也越来越大，但老年人消费维权问题依然不容乐观。”陈音江介绍，从有关部门受理的投诉举报来看，老年人更容易相信商家，而且遇到问题，一般不会主动举报，大多其子女或家属发现后才投诉。有的老年人甚至不愿意配合有关部门调查，不仅增加了查处难度，也纵容了不法商家违法违规。一些不法商家采取错开工作时间、更换工作地点等方式，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展违法违规经营活动。

　　在部分具体案例中，有的不法商家故意在老年人面前示弱，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，让老年人配合他们逃避监管。有的不法商家甚至丑化执法部门的形象，让老年人对执法部门产生抵触情绪。例如：当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“会销”活动，进行“理性思考、谨慎投入”劝说时，有些老年人不但不理会，反而会像保护自己孩子一样与执法人员争执，为不法经营者开脱。

　　在另一些案例中，不法商家事先研究相关法律法规，利用其中的漏洞，或者巧妙地周旋于法律、法规的边界，规避自身责任，加大消费者的风险。例如：有的不法商家虚假夸大宣传时，只有口述，没有任何证据痕迹；有的商家虽然口头承诺多，但合同里不仅没有相关内容，而且故意提示“不要相信员工口头承诺，一切以书面合同为准”。

　　此外，老年人接收信息渠道相对闭塞，获得信息的渠道多来源于亲戚朋友介绍。通常是一个老年人掉进陷阱，一大帮亲戚朋友也跑不掉。再加上警惕性不高，遇到类似问题屡屡受骗，一些老年人消费维权问题很难做到有效预防控制。

　　推行双轨制，加大惩罚力度

　　针对老年保健品问题，如何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？陈音江认为，首先应该推行注册审批与备案双轨并行的管理体制。2015年食品安全法的修订，使得中国保健食品监管制度从“逐个注册审批”转变为“注册审批与备案双轨并行”，“这是一次重大变革，不仅有利于解决逐个注册审批的程序复杂、耗费时间等弊端，还有利于监督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其社会责任。”

　　陈音江告诉记者，中国现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保健食品标准体系，而完备的技术标准和检验体系是保健食品安全的一道技术阀门。要想完善保健食品标准体系，行政主管部门首先要清理现有标准，并填补标准空白。一方面，加快推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家标准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原料与食品添加剂标准研究工作，以风险评估为基础，制定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标准；另一方面，及时更新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，保证不低于国家标准，协调标准体系。其次，国家可以在增加财政与资金投入支持检验体系尽快建立的同时，加强检验体系的规范工作，根据地区状况分配检验机构的资源，做到物尽其用。另外，要时刻督促企业进行自我检查与中介检验机构履行自身职责。

　　食品安全法第53条明确规定我国建立食品召回制度，将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。但现实中，经常实施召回的主体是生产者与销售者，范围较为狭隘且主动性不强，难以全面解决食品质量或者安全的问题。针对此种现状，陈音江认为，首先，要扩大召回主体范围，在立法中规定，公众发现问题后可申请政府责令召回；其次，要建立产品召回保险制度。由于中国生产企业规模相对较小，抗风险能力低，而召回成本高昂，使得大多数企业难以承受，因此建立产品召回保险制度可以大幅降低企业损失；最后，需要完善责任制度。为了保障召回制度的有效施行，需要明确责任主体，规定其对于不同等级标准的责任后果、对消费者的赔偿以及在不主动召回时必须接受的必要惩罚等，加大赔偿力度。

　　利用大数据，创新监管方式

　　陈音江认为，老年保健品消费问题涉及多个部门，监管确实存在一定困难，所以要加强联合监管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进一步提升监管实效。

　　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，保健品欺诈方式方法层出不穷，对其进行打击需要各级市场监管、公安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协同配合，所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合监管机制。比如，构建多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执法监督系统。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手段，提升保健食品安全监管效能，降低监管体系运营成本。

　　陈音江还认为，社会共治是解决老年保健品问题的重要手段。督促和引导相关保健品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，不做虚假夸大的宣传，不销售不合格或过期的保健品；支持和鼓励新闻媒体对违法违规经营保健品问题加大监督曝光力度，自觉不发布虚假夸大或其他违法违规保健品广告。“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通道，鼓励和方便老年人遇到问题及时投诉举报，依法维权。”陈音江说。

　　民法典实施，诉讼有法可依

　　民法典实施前，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，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、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，但诉讼请求一般只是停止侵害、排除妨碍、消除危险和赔礼道歉等，而在惩罚性公益诉讼方面，由于缺乏具体法律支持而很难推进。

　　陈音江介绍，上述情况在民法典实施后，有所改变。民法典明确规定了三类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，其中“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，情节严重的”以及“明知产品缺陷仍然生产、销售，或未有效采取停止销售、警示、召回等补救措施，造成严重后果的”两种情况，都可能涉及保健品等食品药品消费问题。“可以说，民法典不仅为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支持，而且为提起惩罚性公益诉讼和增强公益诉讼威慑力提供了法律依据。希望检察机关能够落实好民法典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规定，做好与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衔接，强化对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探索和推进，对于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食品药品违法违规问题，惩罚就要让他们痛到不敢再犯。”陈音江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