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二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国民经济数据，显示多个重要经济指标年内首次转正：

1-8月份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；

货物出口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；

更重要的是，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增速年内首次转正，终于从上月的同比下降1.1%，变成了同比上涨0.5%。

上个月，7月国民经济数据发布后，多位经济学家都对近几个月消费复苏放缓表示了担忧。

尤其是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，他在多个场合呼吁，消费复苏放缓关键是中低收入居民受疫情的影响远大过我们想象。收入锐减、失业不仅让他们短期内无力消费，对未来的担忧，更使他们为了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，压缩消费。

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、首席科学家沈建光也证实，根据京东消费大数据，虽然近期线上消费提速，但低收入群体、下沉市场以及中西部省份的恢复仍然迟缓。

而消费需求疲软会使更多企业生产销售受阻，出现经营困难，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、收入和消费。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，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。

没想到话音未落，8月消费复苏就提速了？

但仔细看8月的消费结构，增长最快（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）的化妆品类、通信器材类、金银珠宝类、汽车类，都属于高消费项目，说明8月的消费复苏可能与高端商品的让利促销有关，是偶然性的。

另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朱鹤撰文指出，如果排除汽车销售，社零同比增速依然是负的。而这波汽车行情中，相比家用车，商用车是大头，他分析这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恢复有关。

这些都说明，在8月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，居民消费低迷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。为啥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大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仍然不乐观。

与规模以上企业的全面复苏相比，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仅没有缓解，甚至还有加大的倾向。8月份小型企业PMI为47.7%，比7月下降0.9个百分点。

中小企业容纳了80%的就业，他们经营困难，必然对就业和居民收入造成严重影响。数据显示，8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6%，虽然整体比7月下降了0.1个百分点，但高校毕业生失业率还有所上升。

可见，8月数据的转好，并不意味着阻碍经济复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就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发布会上都说，“当前经济运行的变化主要还都是一种恢复性增长，多数主要指标增速和上年同期相比，低于上年同期水平，一些指标的累计增速仍处于下降区间。”

经济学家担忧的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下滑问题依然严峻，而能否解决这个问题，将决定经济复苏的长期趋势。

解决之法是什么？

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王小鲁认为，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救助政策，而不是刺激政策。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，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，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！

王小鲁是知名的民生专家，此前也多次呼吁民生问题，一直在积极推动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。

下面是王小鲁近期对消费复苏问题的公开发言和发文，值得一读。

01

消费折叠，中低收入居民

消费大幅负增长

中国疫情已经迅速得到控制，企业生产自二季度以来在走向恢复。但最新数据显示，前几个月消费回升的态势正在趋缓或停滞，居民消费增长仍在下降区间，使正在恢复的经济面临需求制约，经济继续复苏受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大数据分析显示，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，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。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。

这些信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，说明经济要走向复苏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逾越，需要合理的政策应对。

02

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统计人数！

今年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，但城镇调查失业率6月份是5.7%，只比去年末上升0.5个百分点。

但该调查的失业定义是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不足1小时。如果按不足10小时计算，失业率可能成倍提高。这些没有被统计为失业者的人员，月收入可能只有原来的1/5或1/10。

更重要的是，很多被称为“农民工”的新城镇居民失业后不得不返回农村，成为农民身份，也就不在城镇失业的调查范围。

据统计，上半年外出农民工不增加反而减少约500万人，这一增一减所差的六七百万人实际上正处在失业状态，但大部分没有反映在失业统计中。

加上社会保障不健全，“六保”没有落实到位，大量失业者和收入缩减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。

其中关于失业保险，2019年按调查失业率推算，全国城镇失业2300万人，但全年领到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461万人，占1/5。

一个原因是全国4.4亿城镇劳动者中，失业保险只覆盖了2亿人，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被覆盖。

其次，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外来人口失业后因户口不在当地，手续办不全，往往也领不到失业保险。

市场不景气导致未来收入不确定，使中低收入居民为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，压缩消费。而消费需求疲软又使许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阻，特别是小微企业更加困难，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、收入和消费。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，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。

03

当前需要救助政策，不是刺激政策

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救助政策，而不是刺激政策。消费不是能刺激起来的，如果老百姓收入不受影响，他会主动消费。

关键是保就业、保民生、保企业。为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，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救助，给有生存发展潜力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减压，帮助它们渡过难关，使他们保住就业岗位。解决了这些问题，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，市场需求才有保障，经济才能复苏。

但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认识还很不一致。很多人思想停留在以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拉动增长的传统思路上，有些政策是四面出击，到处撒胡椒面。尽管没有搞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，但很多地方投资都在扩张，地方债在迅速增加。例如在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本来完好无损的马路又在挖掉重铺。像这样的投资是无效投资，是浪费资源，应该尽快叫停。

以为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是个严重的认识误区。中国投资率（资本形成率）已经持续过高，目前仍在43%以上，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，而消费率显著过低，特别是居民消费还不到GDP的39%，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过高的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越来越低，资源大量浪费，而民生领域的若干关键缺失却迟迟得不到解决。

除了上述失业保险和救助问题外，两亿多新城镇居民的户籍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长期没有解决，是制约消费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居民消费在各国都是国内需求的主体，消费需求占比过低，消费疲软，内需就不可能有力带动经济增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多地把资源用于投资扩张，对带动经济增长不仅远水不解近渴，而且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。

04

要把有效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

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，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，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。

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债务用于投资，却又缺乏有效投资空间，钱花不出去，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？中国的保障房供应始终是个短板，而中低收入居民长期面临高房价的重压。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，与商品房双轨并行，是给中低收入居民减压，释放他们消费能力的出路。

更持久的挑战，是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转型。要改变中国投资率过高、消费率过低的问题，关键是政府支出结构应改变政府投资过多、行政管理支出过多的局面，将支出重点转到民生上面来。

首先是给小微企业减负，解决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问题，解决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、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负担过重问题，使居民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。

与此同时，改善市场环境，对小微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、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回升至关重要。关键是形成一个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、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、公平竞争、优胜劣汰、并有法治保护的市场。

如果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强调国有企业要起主导作用，如果政策条件使国有企业得天独厚，多数民企难以参与，就很难让民营企业相信政策是一视同仁的、竞争条件是公平的，很难让他们消除疑虑，放心发展。

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、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才能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，有利于就业扩展，有利于大众消费回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