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年前，有首歌特别火。歌名特别有意思，叫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。

这歌的创作者是80后，如果她出生在98年，那一定写不出这首歌——因为后来的人民广场，肯定买不到炸鸡。

自从开始评选什么“文明城市”“卫生城市”之后，小摊，变得越来越少。

但最近，“摆摊”这个词，又在被不断提及。

推出“地摊神车”的五菱汽车，一天之内，股价从5亿港元变成了11亿港元。

各种摆摊攻略，也被人们疯狂转发。有关摆摊的文章，我今天看了不下20篇——但这些文章中，更多的是调侃和玩梗。

所以，我写了这篇比较“无趣”的文章。

在我记忆中的“地摊经济”，一直都是严肃而沉重的。

地摊经济的主角，不是周末小打小闹的白领，不是嘻嘻哈哈的情侣，而是急需经济来源的失业中年人。

摆摊，对他们来说是家里的房贷，老人的药费，孩子的生活费，零敲碎打的柴米油盐煤气水电……

当摆摊的重要性被上升到政策高度，这通常意味着，经济形势已经很严峻了。

 

01

人们一直都说，北方人拉不下脸面摆地摊。但东北人，摆了。

曾经，东北人是骄傲的。

建国初期，全中国98%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。1978年，全国全十大城市，东北包揽了4个。

到了1990年，东北成为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。

文化宫、家属楼、大工厂、满街的自行车，成为了东北特有的“城市文化”。

但与此同时，国企开始亏损。几乎所有的工厂，都开始谋求新的出路。

城市文化，变成了“伤痕文化”。

在刚刚传出要改制的消息后，东北人最先感受到的，是迷茫。

他们的父辈，一辈子在工厂里，而他们的小半辈子，也在工厂中度过。现如今，他们必须要离开工厂。

那段时间，东北大街小巷最常见的，是彩票。

“吸烟伤肺，喝酒伤胃，桑拿太贵，到歌厅高消费，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，买点彩票，你经济又实惠。”

这样的串词，被一遍遍地提及。而工人们也都愿意一次次地掏出兜里的钱，留下满地的废纸。

彩票，好歹还有个中奖的概率。但未来，似乎什么都没有。

挣不到钱，小偷小摸开始愈发频繁起来。

一辆自行车，会在你锁上的4分钟后被偷走。防止被偷的最好办法，就是不上锁——不去商场、不去没办法把车推进去的饭店。

车在哪儿，人就得在哪儿。

这种混乱的状况，一直持续到1992年。

1992年，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在绥芬河市的一个贸易市场，摆了一次摊。

他花了两块钱，在市场租了一个摊位。摆了一件夹克、两个饭盒、一台收音机、一罐蜂王浆。

市长摆摊的消息，很快传开。记者、工商局、围观群众……很快将这个摊位围得水泄不通。

市长都开始摆摊，一时间，绥芬河市开始“全民摆摊”。绥芬河离边境近，各种新奇的玩意儿开始出现在摊位上。

为了方便工人们摆摊，赵明非甚至还推出了“7小时工作制”。

后来，赵明非才透露，那次摆摊，是一次“作秀”。

而原因，是那位88岁的老人坐在南下的列车上，视察了武昌、深圳、珠海等地。

那一年，全国有几十万人，下海经商。不少东北工人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

而其他人，仍在等待着命运的审判。

90年代末，“下岗潮”还是到来。在这场波及三千万人的改制中，其中的四分之一，是东北人。

我们能在各种电影、文章中，找到那段黑暗的岁月。

穷，是真的穷。

一家人一个月不沾一点荤腥，把家里的家具劈了生火……甚至，有人被饿死、冻死。

留给东北人的路只有一条，摆摊。

但大家都下岗，卖别的东西，也不会有人买。不愁消费者、门槛低的餐饮，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。

2000年，一个东北穷小子开始摆摊卖小菜。在这过程中，他发现东北人喜欢吃从四川传来的麻辣烫。

但麻辣烫太辣，东北人有点受不了。

在往锅底加奶、加糖，花了两年多时间改良口味和辣度后，2003年，一家叫做“杨记麻辣烫”的小店，开业了。

因为适合东北人的口味，很快，“杨记麻辣烫”就开了好几家。而村子里的人，看到小伙子从一个摊位，变成了几家店，也纷纷加入了“麻辣烫大军”。

几年后，他的远亲，也从摆摊做起，而后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麻辣烫店。

这家店，叫做“张亮麻辣烫”，而此时，“杨记麻辣烫”，也改名为“杨国福麻辣烫”。

2019年，杨国福麻辣烫在全国拥有超过5000家门店。张亮麻辣烫，有4500家门店。

而我们知道的星巴克，在中国有3300家门店；肯德基，有大概6000家。

短短15年，他们从一个摊位做起，然后把门店开到了全国。

除了麻辣烫，还有烧烤。

纪录片《人生一串》火了之后，人们开始赋予烧烤更多的意义——“没了烟火气，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。这话，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”。

而对于绝大多数店主来说，其实没那么多情怀在内，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

只是从小摊，变成了门面店，仅此而已。

锦州烧烤的签子，是它的一大特色。这种签子导热性能好，肉熟的更快，味道也更好。

而这签子，是自行车的辐条——90年代，锦州好多自行车厂倒闭，大量的辐条被丢弃。

为了节约成本，锦州当地的烧烤店低价买来这些签子，消毒加工后，用于烧烤。

不想，竟成了锦州烧烤的特色。

而那些开了十几年的老店，也并不意味着什么“精选上等五花肉”“腌制一天一夜”的匠心。

这只能说明，这些老板明白——如果店开不下去，那这个家，也就完了。

锦州的回师傅，开了30年的烧烤店。2005年，他还作为东北烧烤的代言人，上过CCTV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他也只说了句，“当时女儿刚出生，自己又什么都不会，下岗再就业，只能干这个了”。

而他靠着那个烧烤摊，养活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。后来，这个烧烤摊，变成了烧烤店，他的女儿，也长大成人。

回师傅的小半辈子，和工厂有关。而他的后半生，都和那个小摊紧密相连。

在东北，像回师傅这样的人，有很多。

在一部纪录片中，导演是这样形容东北下岗的工人的。

“曾经有一群人，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，他们最终失败了”。

确实，他们失败了——工厂倒闭了，他们也下岗了。

但在那之后，他们靠着摆摊，走出一条生路。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些小摊，可能记录了他们部分的喜怒哀乐。

但对于东北人来说，这些小摊，承载了他们的全部情感。

 

02

关于摆摊，最先要提及的不是东北，而是义乌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义乌还是个穷山沟，普通人年均收入只有88元，

之所以穷，和地理原因密不可分。

位于浙江中心的义乌地处盆地，三面环山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人出不去。

更要命的是，义乌土地异常贫瘠，种啥啥不长，除了易成活的甘蔗之外，再种不出其他任何粮食。

这让义乌人饱受折磨。

被逼得没办法，村民们就只能去拔鸡毛，然后把鸡毛铺在田上，给田来施肥，以此来提高田产。

而自家的鸡毛总有不够的时候，义乌人就去用仅能种的甘蔗去榨糖，然后肩挑担子，手摇着拨浪鼓，走街串巷地用糖去换鸡毛。

于是，在70年代走南闯北的“敲糖帮”重现江湖。

随着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地政府给“敲糖帮”发出了临时许可证，名字很有趣，叫做《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》。

乡民们拿着它，就能挑着货担摆摊。

最开始，摊子只有十几个，后来越来越多，五十个、一百个，最后有两百多个。

摊子里卖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，不仅有糖和鸡毛，还有针头线脑、头绳胭脂，之后还衍化出自制的鸡毛掸子、板刷等等。

就这样，义乌小商品摊市的雏形出现了。

摊市的前景一片美好，却被一封举报信破坏了。

那时候，做买卖还被称为“投机倒把”。个体户很不受人待见，一条街上如果有个做生意的人，会被街坊四邻嗤之以鼻。

刚从衢州被调任到义乌的村委书记谢高华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此类举报信。

今天左告右，明天右告左。有人要提倡市场经济，马上就有人说：“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子，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子。”

更为触动谢高华的，是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女人。

冯爱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。

1979年，发现越种地越穷的她，卖了家里10担谷子换来80元，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，决定靠摆摊做点小生意来谋生。

她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，却被工商人员赶来赶去。

从北门街到廿三里再到湖清门，“天天抓，天天跑，抓到一次罚款1元，两三天就白干了！”

她一直不肯放弃，因为家里有5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母亲，都需要她养活。

“日子太苦了，有一次家里没米，我借了7户人家都没借到。”冯爱倩说，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，被赶得没办法了，去找当地官员起诉。但音信全无。

新上任的县委书记，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
1982年5月的一天，她蹲守县委机关大院门口，趁谢高华出门调研，一把将他拦住，倾诉自己的遭遇，找书记讨说法。

听完冯爱倩的遭遇后，谢高华于心不忍，轻叹口气说：“我很想帮你，但上面政策不允许摆地摊啊。”

“我靠自己劳动，有什么不对？”说着说着，冯爱倩哭了起来。

谢高华想了想，下定决心：“你回去继续摆摊吧。我告诉有关部门，不赶你，也不罚你。”

之后几天，谢高华默不作声地跑去义乌乡间，连续调研了3个月，回来之后给领导层们开会：

“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，我们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，出了事我负责，宁可不要乌纱帽！”

顶着被罢官的压力，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，鼓励小商小贩都到这自由交易。

1982年8月25日，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。

谢高华把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冯爱倩。

有了书记支持，老百姓热情高涨。两个条凳，一块门板，就是一个摊位。摊子越摆越多，一直从湖清门延长到县委大门口。

地摊，把义乌的经济彻底打活了。

湖清门市场开张不到3个月，摊位就增了一倍。

之前，义乌一个针织厂积压了价值50万元的袜子，到最后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小商品市场成立之后，针织厂在市场内设了2个摊位，短短几个月，袜子就销售一空。

1982年底，市面上已有超过2000多种小商品，有700多个商户在此经营，吸引了附近10多个省区市的采购者，年成交额有392万元，当年上缴国家税收3.8万元。

期间，时任省委副书记陈作霖到义乌视察工作。谢高华从早晨等到上午还不见人来，打电话询问时，对方却说早就出发了。

原来，是摊位太密，人又太多，省委的车一直开不进来。

义乌人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好起来。

可谢高华看着路边露天的小商贩，夏天被晒得汗流浃背，冬天又冷得直打哆嗦，觉得很是心疼。

他想要小商品市场更正规。

1984年，他拿着贷来的50万，再加上县委的5万，再加上多方集资，凑到57万，在义乌火车站附近盖起了一栋占地35万平米，两层高的“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室内市场”。

义乌小商品市场，从露天地摊，进入室内。

这一次，商户们有了遮风避雨的钢架玻璃瓦棚，2000个宽敞的摊位，每天前来交易的客商超过10000人。

在谢高华的努力下，湖清门从地摊市场摇身一变，成为了正规有序的贸易商城。义乌也从按下喇叭全县都能听见的小山沟，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。

1986年，拥有4100个铺位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张；4年后，该市场铺位增加到10500多个。

现在的义乌，密集分布着70000多间商铺，商品种类170万种，营业面积比当年扩大了1100多倍。

就算每家店只逛三分钟，全部逛完也需要一年多。

如今，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第五代，线上线下商品数百万种。

数据显示，全国零售网商70%商品、批发网商80%商品，来自义乌，

当年一穷二白的小县城，如今涉外机构6800多家的“世界超市”。

2018年，义乌的GDP第一次超过了1200亿，外贸出口份额达到了全国的五十分之一，全市100名亿万富豪、5万名千万富翁。

人均GDP超过北上广，傲居全国首位。

义乌人，从地摊开始，真的富起来了。

义乌人的故事，也给了更多人信心——你看，摆地摊，也能够改变一批人的命运。

只要付出，就有回报。

 

03

说回2020。

我在某些地方，看到了一些质疑地摊经济的声音。

“为什么当初要取缔小商小贩？现在又要鼓励摆摊？”

这些质疑的声音，其实夸张了。

小摊小贩为什么要管？因为的确有问题。

一个烧烤摊，能够熏得楼上七八层都睡不好觉。一个大型的夜市，会让临街的几栋楼房价明显跌一大截。

还有质量安全问题。身上带病毒、家里耗子蟑螂乱窜的、用塑化剂罂粟壳的、卖假冒伪劣黑心产品的……没有规范管理，什么妖魔鬼怪都来摆摊，只会让劣币驱逐良币。

“规范管理”和“赶尽杀绝”有很大区别，中国一直强调、学习的是前者。

上海的阿大葱油饼铺子，空气污染、噪音污染了街坊邻居几十年，证件手续也一直不齐全。城管没有直接取缔，而是帮他找了合适的新铺面。最后邻居清净了，铺子干净了，双方皆大欢喜。

引导地摊经济走上正轨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今年突然大力度鼓励摆摊，和之前稳步改革的调调不一样，更像是改革开放早年和东北下岗潮那一阵子的调调。

因为今年的经济形势很不乐观，一切都太突然了。

一季度经济倒退了6.5%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

今年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等着用钱：全面脱贫还剩最后的攻坚仗；疫情地区等着两万亿国债善后；贸易战进入到了芯片卡脖子环节，要追上人家二十年的技术壁垒；还要做好未来十年打仗的准备，军费开支也停不下来……

为了筹钱，总理都带头过苦日子，一口气把中央政府非急性刚性支出砍掉50%。

如果是西方的“福利国家”制度，政府这个时候会大量举债给老百姓补贴，即便政府破产也得借。

希腊、西班牙、意大利他们这么干，无所谓。反正国家小，背靠欧盟大树好乘凉。

他们的国民也享受靠福利混饭吃的生活。有的人哪怕手脚健全，心智成熟，也不觉得排队领低保可耻。

但是中国人不一样。

中国人骨子里，是坚韧和勤劳的。

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，他们可以抹开面子去蹬三轮、做搓背工，可以推着小车和城管打游击，可以黑白颠倒地做夜宵、做早点。

他们可以一做就是二十年，把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做成城市美食地图，把襁褓里的娃娃养成大学生。

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力，就像草籽一样旺盛。无论是裂开的水泥缝，还是阴暗的地下室，只要有一点点水和无机盐，他们就可以冒出芽，养活自己。

地摊经济，就是每一次中国人走到难关的时候，我们自救的出路。

不用多少资金扶持，不用海外专家指导，只要政策放开一点点，就能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。

其实这次总理不过是讲了一句“不把占道经营纳入文明城市考核”，我们就听到“咔”地一声——

芽，冒出来了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曾经提到，同样是经历经济危机，1929年某些国家在“炭烤黑人”、转移经济矛盾。

他们国家的人民，选择上街游行，选择打砸烧抢。

而中国人民，选择了另一条路。

尽管这条路很辛苦，看起来也并不光鲜亮丽。但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养活家庭。

不丢人。

 

尾声

1995年，台州一座叫临海的小城，开了一家大排档。据说老板很实诚，对新鲜的海鲜，从不压价。

于是当地的渔民，总是愿意把最好的海鲜留给他。

24年后，它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中餐厅。这家排挡，叫做新荣记。

1997年，郑州开了一家叫做“寒流刨冰”的小店。门店很小，但里边的刨冰量大且便宜，不少人都愿意去买。

3年后，它改名叫做“蜜雪冰城”。2019年，它在全国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。

湖南平江的特产，是大豆。但1998年洪水后，平江的大豆锐减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平江人开始做面粉食品，生产出很多调味面筋等产品。

而一个叫做刘卫平的年轻人，就是凭借这个，开了自己的小店，慢慢地，攒够了开工厂的钱。

他创立的品牌，叫做卫龙。

倘若你翻开企业家的创业史，陶华碧摆过地摊、王石摆过地摊、马云摆过地摊——他们在这个时期，淘到了“第一桶金”，亦或是展示出了所谓的“非凡的商业头脑”。

所以，这段摆地摊的经历，只是他们创业生涯中，最微不足道的一段。

但这些人，只是极少数。

对于其他的摆摊者来说，一个小小的摊位，可能就是收入来源的全部。

几天前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，“我国有6亿人，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”。

在当下，摆摊是他们获取收入的唯一出路。

在“地摊经济”提出后，各种“摆摊攻略”“指南”层出不穷，甚至有人改编了《后浪》的“摆摊版”。

大家怀着戏谑的心情，喊着要去摆摊。

而那些真正靠摆摊过活的人，反而在接到城管电话之后，再三确认。

支付宝在2019年出了一个《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》的调查。

调查中显示，中国小店的数量约为1亿，包含网店、街边小店、路边小摊等，直接间接地，带动3亿人就业。

这个报告中还提到，2019年，一半的小店获得了贷款支持。

其中99%，做到了有借有还。

店不大，营业额也不多，但信誉度，奇高。

所以，我支持“地摊经济”，不是为了“有趣”，也不是为了“烟火气”。

而是因为，所有努力生活的人，都值得被生活尊重。